第一课 唐朝景教和元朝也里可温教在华的兴衰
一. 唐朝以前基督教来华的种种存疑传说
在唐朝景教(Nestorian 斯多流派之基督教)传入中国前，中国教会历史都无法有真实证据证明是否曾有基督教的传入。一般的资料只能以“传说”方式引证。(注一)
1.1. 使徒多马传教至东方
多马(Thomas)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初早期教会历史有记录说使徒多马曾在中亚细亚和印度建立教会。更传说多马及其门徒曾把福音传到印度和中国。
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Chaldean)的祈祷书中记载说：「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又说：「基督教借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罗金声着《东方教会史》第81页有记录说：「据传说，当保罗往西方传道时，多马即到东方传道。最初，多马是沿东边海岸，在靠近现在的玛德拉斯(Madras)(印度东部)宣传福音，后来，又往沿西海岸(马拉巴Malaber)(印度西部)宣传福音，有很大的成就。再后，他又转往东方宣传福音，旅行直至中国为止。他回到印度东部时…不信上帝的人攻击他，又因他们受了婆罗门（Brahman）(印度教)教徒的煽动，便用石头打他，用枪刺他。他们将他的尸体迁到城内安葬。这是主后68年的事。」
如果这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使徒多马曾到中国传福音，应当是在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1.2. 巴多罗买东来传教
巴多罗买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根据新约圣经的研究，他可能就是约翰福音中的拿但业(约1：45-49;21：2)，传说他在亚美尼亚殉道。「在印度的传说中，当保罗传教至小亚细亚的时候，有多马与巴多罗买传教到东方，说多马到了印度，巴多罗买到了中国」(见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页25）。
1.3. 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教，部分基督徒逃难东来
燕京开教略一文说：「主后65年尼禄虐杀基督徒，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正值佛教输入中国的时候」。如果这记录是可靠的话，那时也应该是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1.4. 东汉时代有两名叙利亚传教士以学习养蚕治丝为借口来华传教
李文彬在其所著《中国史略》第157-158页记载说：「在东汉时代，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上是为了要学习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可是他们的本意，乃是传教。」
1.5. 主后100年，教士曾由伊得散被遣往波斯而远到中国西部边陲。
羽克氏（Huc）在《基督教中国传道史》（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一书里，曾提到西元411至415年间的塞琉细亚（Seleucia）主教划定教区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包括在内之说。若按这说法，相信在晋代(西元400年)或宋朝前(西元50O)已有基督教在中国活动。
1.6. 明朝刘子高作铁十字架歌
根据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36页记载说：「明朝刘子高诗集、与李九功慎思录，均载明朝洪武年间，江西省庐陵地，方掘得大铁十字架一座，上铸赤乌年月。按赤乌系三国孙吴年号，子高因作铁十字歌，以志其奇。又铁十字上铸有对联一副写着：『四海庆安澜，铁柱宝留十字；万民懁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王氏说下联「万民怀大泽」这一句是指耶稣的受难救世工作。如果这记录是真实的话，那在三国时代也有基督教传入中国。
小结：根据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迹象，早在唐朝以先，基督教已踏足进入中国，但实况如何，以上六种说法皆属传疑，有待考证。而正式有文献记载者还是唐朝之景教。不管怎样，古代的中国乃是强大的国家，远在汉朝时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方，中国人与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罗马人的来往早有记录。基督教早在汉朝时曾与中国人接触不是奇怪的事。当然，这些脚纵和事迹都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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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这部份讲义多参考自黄怀洁，《中国教会历史》香港：中华神学院讲义(1999)。
二．犹太教的遗迹
犹太教徒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挑筋教徒，因为他们不食兽类腿下筋，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犹太教徒的一些习俗（如不吃猪肉）与回教徒类似，时常被中国人误会认为是回民。他们所建的会堂，都面向耶路撒冷，有如中东早期的回教寺。古时的中国人也有称犹太人的会堂为「清真寺」，但是犹太教徒总喜欢称自己的教门为「一赐乐业教」，并称自己为「一赐乐业人」。按「一赐乐业」，就是「以色列」(Israel)的音译。以色列本名雅各(Jacob)，其后裔被称为以色列民、或犹太人。
2.1. 犹太人入华 -- 犹太人究竟是何时到中国来？根据历史学家的意见，很难有一致的说法：有主张说是在周朝、有说在汉朝、有说在宋朝有犹太人到中国来的。但根据历史资料判断，犹太人真正到中国住下来是在唐朝僖宗干年间已相当多。那时应该是在唐末以前。根据一亚拉伯人的游记，到西元879年（即唐朝僖宗的干符六年），黄巢破广州时，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波斯人等等被杀戮者，几达十二万人，这可想见犹太人在当时已相当多了。根据法国著名汉学者哥地尔(H. Cordier)的意见，以为犹太人到中国，应当在后汉明帝时代，他们是路经波斯到中国。这项推定，是假定西元70年（即汉朝明帝永平十三年）当犹太京城耶路撒冷沦陷时，流离的犹太人遂转辗到中国来。按照中国正史，提及犹太人的记载，是「元史」的「文宗纪」所记载：「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朮忽、合失变为商者，仍旧制纳。朮忽即犹太族也」这一则为最早的记录。
2.1. 研究中国犹太教的学者 -- 近年研究在中国犹太教之学者甚多，其中传教士竟占一大半。最先着手研究的为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首先发现在河南的开封，有犹太遗民和犹太教堂的遗存。西元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曾接见一来访的河南人艾田。艾田说他的先人为犹太人，而他本人仍信奉犹太教。利玛窦从艾田得知：在河南开封有他们的会堂一所，并有犹太教徒十余家。根据历史，在开封有犹太会堂，存放着摩西五经，在那里有五、六百年之久。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一年（西元1613年），另一耶稣会教士艾侕略（Julio Alenio），也到开封调查犹太教的遗迹。康熙四十三年（西元1704年），耶稣会教士骆保禄（Gozani），和苏霖（Suarez）就有关开封犹太教的会堂构造，及其所保存的经典，提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教士孟正气(Dominage)亦在开封从事这项研究达八个月之久。清朝高宗乾隆三十五年（西元1770年），教士韩国英(Petrus Martial Cibot)亦到开封研究犹太人的会堂。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宣宗道光三十年（西元1850年），伦敦一个基督教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犹太人布道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又派研究员到开封调查犹太教的遗迹。香港的斯密司(G. Smith)将其研究成果，于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在上海发表，而在开封所存犹太教的经典，也在上海影印出版。另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伦敦的犹太商人曾用希伯来文和开封的犹太人通信。后来，在穆宗同治六年（1867年），奥大利的商人利伯曼(J. L. Lieberman)曾亲自访问开封的犹太教堂。咸丰七年(1857年)，流寇之乱，使开封犹太人向四方逃难，犹太人多数在此变故中离散。同治六年(1867年)，著名基督教学者丁韪良(William Martin)到开封访问犹太教遗迹时，会堂已遭破坏，所有遗物荡然无存。
2.3. 会堂的规模 -- 明朝末期崇祯十五年毁于黄河犯滥的犹太教会堂，曾由赵姓的族人出资重建。根据早期调查者的报告，该会堂长六十呎，宽四十呎；连附属的建筑物和土地，也不过长三、四十呎，宽十五呎。在门的东侧有牌楼，从牌楼望进去，有广场竖有三面碑记。会堂有一铁香炉、二座大铜盘、二只大花瓶。会堂的至圣所，原陈列有十三部旧约的圣经。会堂始建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在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及毅宗之崇祯十五年（1472年）曾二度被水灾所毁。
三. 唐朝景教传教史
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国，当以唐朝景教为准。自从明朝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被发掘、及续后在敦煌石室发现若干部景教所遗经典以后，景教入传中国的史实，才重新被世人所注目。(「大秦」就是“罗马”的意思)其历史的真实性才可确立，景教入传中国的始末，才得考据。如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存放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高十多呎，宽五呎，厚一呎多，可随时参观。
3.1. 景教源流
景教在唐朝时曾被称为弥尸诃(Nestorius)教，而他们的教士则曾被称为波斯僧、或大秦僧；其所建立的教堂，先后被称为「波斯寺」、及「大秦寺」等。因为他们的教士来自波斯，其教门发源于大秦(罗马)属地犹太，而有此称。
景教本属基督教的涅斯多流一派；其创办者斯多流(Nestorius)，为叙利亚西部安提阿(Antioch)人，曾受教于摩普绥提亚(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re)，于西元428年，被升为康士坦丁堡的主教。提阿多本是主教，与金口约翰齐名，为安提阿学派的主要学者。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安提阿学派常与亚力山大学派相抗衡，倾向于理性主义，尤其是对圣经的解释。斯多流及他的跟从者是在耶稣基督的两性神学这问题被判为异端。斯多流是不接纳耶稣基督被马利亚真正怀孕(当时他被判异端是因为不能接受马利亚是“怀了神”(theotokos)，只说神的儿子基督是借着马利亚的肚腹“流出来”)而生出来而被当时的正统教会判为异端。
斯多流被判为异端以后便带领其门徒十七人，逃出罗马来到波斯，受波斯国王之礼遇和保护，得以在其国境内继续建立教会，信徒自称为「亚述」的基督徒。这派基督教后来又传到印度及亚拉伯各地。西元489年，东罗马王帝则诺(Zeno)封锁斯多流派的修道院，并没收其教会财产。后来斯多流在叙利亚一带兴旺，自称迦勒底(Chaldea)教会、或亚述(Assyria)教会。
波斯国灭亡后，因派主教受哈利发王（Khalifa）之信任，把其总部移到八吉打(Baghdad)，又受王帝保护，而兴旺一时。
至第六世纪末叶，斯多流派的基督教，由中亚细亚进入中国，称为「景教」。至于被称为景教的由来，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宜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一句话的意思，让我们知道「景教」二字是：「正大光明之宗教」的意思。
3.2. 景教在唐朝的传布
景教进入中国，始于西元635年（唐朝贞观九年），当时斯多流教会的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到达唐朝的国都长安(今日西安)，太宗命房玄龄宾迎于西郊。
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情况，与景教的传入是有关系的。当时是中国的唐朝，由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唐太宗虽年轻但英明能干，智勇过人，在执政的廿三年中，平定外敌，安定秩序，人民生活美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
唐太宗在个性上有很多优点。其一是知人善任，另外是谦虚好学，容纳批评和劝告。这开明的个性，有助于景教来中国以后的发展。当时中国与小亚细亚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于是景教就把握机会传入中国了。
但是唐太宗亦有其过失，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抢夺皇位的手段，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的皇位，是凭着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政变取得的，这次政变的事实也给后世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唐朝皇室为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每代都有。例如恶名昭彰的“武则天”女皇夺权的过程。所以景教传入以后，在表面上看来是一帆风顺，实际上是危机重重。只要有一次政变，景教的地位亦随之而变。例如武则天出身于佛教家庭，崇拜佛教，高举佛教，不免会排斥景教。总括来说，景教在唐朝十几个皇帝的变换下，或安定或动荡的局势交错中，在中国存留了约二百多年。
当时唐朝的佛教和道教十分盛行，有时发生剧烈的争论。景教在这样的宗教局势下，也不容易扩张。
景教传入中国有清楚的的记录。以下这段文字可证明以上的谈论：「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贞观十二年（西元638年），帝下诏文准在京师义宁坊建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度僧(传教士)二十一人。
在唐朝时传入中国之三个外来宗教有：祅教(波斯人所信)、摩尼教(波斯人所信)、景教等均来自波斯，也各先后在京师建立寺院（即唐时佛教徒所称之「三夷寺」。）为别于祅、摩二教，景教寺乃由波斯寺而改为大秦寺，以分别所传宗教，表明来自秦国（罗马）属地之犹太也。
阿罗本(Olopen)这个人，中外学者至今无法真正考据知道其真实姓名，相信这名字是中文译音。关于阿罗本的本名，有不同的说法。
按景教碑的记录，有「翻经书殿」，及「经留廿七部」等语，但阿罗本所翻译经目，无法真正考据。按已发现之景教书目：「尊经」（现存巴黎国家博物馆，为另一景教僧景净所进呈之汉译景教经典）所列者，有三十余种。
近年来，在敦煌石室所发现之景教经典有：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大圣通真归法赞等，均未见于「尊经」书目，可能是属于阿罗本时代所翻译的。
唐朝时代全国的景教分为十道。景教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语，可见当时的景教曾遍传于全国各地，故有此称。开元二年（西元714年）至开元十六年（西元728年）间，景教在中国立大主教，景僧等十七人。当时景教曾经借助宫内的兴庆宫人宣传景教。碑文列举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都优待景教的传播；如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宾迎阿罗本于西郊，然后召其入宫讲道译经，因此有「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太宗世子高仍崇封景僧(传教士)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时曾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可见当时唐朝王帝是让景教在中国建立教堂，也受保护。则天武后(武则天)的圣历年间（西元698至699年）景教曾受佛教的压迫；自睿宗的先天元年（西元712年）至玄宗的开元元年（西元713年），景教又遭道教的排斥，因此景教碑所记：「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可见景教是公开受到别人的嘈笑。但由波斯来的僧人有罗含、及大德及烈，按当时到访别的国家的规矩进呈名贵物品于唐朝，而得「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挽回了衰微的教势。肃宗继位后，「于灵武等五部，重建景寺」，可见景教又开始在中国建立教堂。代宗皇帝每逢耶稣圣诞节时，颁赐天香、及御馔来庆祝这隆重的节日，景教碑记录：「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德宗即位后也优待景教，景教碑就是建立于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记录有：「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之语。
至武宗会昌五年（西元845年），皇帝师事中有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遂听其献策排斥佛教，而祅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亦同遭禁绝。中国正稗史，对会昌禁止其他宗教活动的事情，均有记述。新旧两唐书记录当时大秦、穆护、祅教之还俗者一日有二千、一日有三千。另外，根据一位亚拉伯商人的游记，提到西元879年（即僖宗的干符六年），黄巢破广州，伊斯兰教（回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犹太人、波斯人等之被杀戮者，凡达十二万人，便可以推知当时信奉外教的中国人有多少了。
景教自西元635年传入中国至845年被禁为止，在唐朝一共流行了二百一十年。由晚唐朝至宋朝，其教士、教徒进入蒙古、新疆一带，由该地所发现的景教徒墓石，可以证实。后来景教在元朝时再由蒙古进入中国，景教卷土重来，这时的景教则称为「也里可温」。古代著名义大利商人马可孛罗(Marco Polo)、及奥多利克(Odoric de Pardenone)的游记均有记述各地的景教寺堂及景教徒的情形。
3.3. 景教碑的内容、及其争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在陜西西安郊外被发掘出土之后，立即引起学者及基督教人士的注意。该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长安大秦寺景教僧景净等人所建立者。碑的正面，除篆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等字样外，包括一千八百七十余字的汉文碑颂及序文，并附有四十余字的叙利亚语之本名，互相对照。这碑埋入地下甚久，一般推想是会昌禁教时，教士为保存其全貌，不被毁损，才被埋入地下。如这项推测得以确立，则其埋在地下之时间，当有七百八十年之久。因此景教碑的建立，当在建中二至会昌五年之间（即西元781年至845年间），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已。
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初名谢务禄），在1625年景教碑出土后，为首位目睹和研究此碑之外国人。
另外，在西元1900年在敦煌可室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序听迷诗所经>>等景教文献作品。这些文献让我们知道更多唐朝景教的活动。
3.4. 景教失败的原因
近代学者认为景教失败或不能长远流传中国的原因有：
一. 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点。景教的教士在中国传福音时，忽略了传讲完备的福音，没有将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训人。因此这些信徒生命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根基。因此当患难、逼迫一来，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景教在中国的消声匿迹，与景教教士培育出来的信徒素质极为有关。
二. 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极深。在初期“阿罗本”来华时，他所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书，都包括了详细的福音内容，但是后来的景教教士却起了很多变化。一方面相信是因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与生命根基不稳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纯正的信仰。当时的景教教士，自称为“僧”，礼拜堂称为“寺”，在翻译圣经时亦大量采用佛、道教的术语。印度的和尚来到中国翻译佛经，有景教的牧师(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个人)从旁帮助他。结果矫枉过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资讯。
三. 景教缺乏完整的传教策略。景教的教士来到中国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支援，更没有统一组织，犹如一盘散沙。完全没有一个完整向中国人传福音和栽培中国信徒的计划。所以在景教流传中国二百一十年内，一直没有系统的训练出一些中国信徒来当教会的领袖。当景教教士被迫离境时，中国的景教信徒变得群羊无首，信徒也无人牧养了。
四. 景教过份倚赖政权的荫庇。景教教士来华后，过份倚赖朝廷政权的荫庇，时常取悦当时的政权，没有建立起自养、自治的教会。唐代景教，由于依赖皇室的保护，于是皇室便决定了景教的发展。换言之，景教的命运是操纵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几位景教教士来到中国，都不惜用各种方法，包括了参与政治和翻译佛经，来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经济上的支援。可见景教是缺乏了独立性，一旦庇护教会的政权改变了，教会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了。当时武宗宣言要毁灭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护三千余人反俗」。穆护就是景教徒。这事表明皇帝的荫庇是不可靠的。
思考／讨论问题：
一. 1625年在西安出土「大秦景教流行碑」记载唐朝635-781年之间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当时的传教士都自称为“僧”(和尚)，礼拜堂称为“寺”(佛／道教寺)，在翻译圣经时也大量采用佛、道教的术语？
四.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在元朝时，中国的基督徒有时被称为「达屑」，有时被称为「也里可温」；而对基督教各派则一律称为「也里可温教」。
按「达屑」一词，是波斯语 “Tasrs”的音译，意思是「敬畏神的人」、或「虔诚人」，后被回教徒用来专指基督教徒。「景教碑」将这一名词译作「达娑」。「也里可温」或作「阿尔开温」为蒙古语“Arkaun”(或作：Arcoun： Arkaiun; Erkeun)之音译；本来含有「有福之人」或「有缘人」之意，而后来专指「信福音之人」或是「信奉福音的基督徒」。
元朝的基督教，除了景教以外还有天主教的道明会、及方济会之传入。有人说雅各教派(Jacobites)、及亚米尼亚(Armenia)教派亦曾传入中国，可惜缺乏资料，无法加以证实。
4.1. 元朝的景教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景教虽在唐朝时被禁止，但是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却仍然保有景教的残余势力。在中国边疆地方所发掘的许多景教徒墓石，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墓石分布于：鸠河(Chu)(中古之叶川、或碎叶川，Suioab)流域的多玛克(Tokmak)附近之布拉拿(Burana)城的遗址，和必斯柏(Pishpek)地方，即是今天的蒙古和苏俄一带。这些墓石，或仅刻有十字架的标志或附刻有叙利亚文的洗礼者名字。仅在必斯柏(Pishpek)墓地，就曾发掘六百余个刻有叙利亚文及十字标志的墓石。这些墓石都明明的刻有十三、四世纪的年月。但是早在十一世纪，在蒙古北部游牧的克烈族(Kerait，亦作怯烈，属蒙古族)、及雍古族（Ongut，亦作汪古，属突厥民族）已有信基督教者。
当时在欧洲被称为约翰王、或约翰长老之蒙古人汪罕，即为克烈族人。成吉思汗的家系中，具有许多景教徒。成吉思汗之子拖雷(Tului)的妻室，而为蒙哥(Mongka)、忽必烈(Khubilai)、旭烈元(Hulagu)三汗之母的唆鲁禾帖尼别吉(Sarakutanibagi)即系克烈部的公主，她就是汪罕(Ong-khan，成作汪汗)之侄女。另外有他如，既汪罕之孙女、初为拖雷之妾，后成旭烈兀之妃者，也是景教徒。成吉思汗的侍臣中有名的镇海(Chinkai)亦为克烈族的景教徒。镇海的三个儿子，要束木(Joseph)、勃古思(Bacchus)、阔里吉思(Georges)等人也是景教徒。考古家巴尔希伯来奥士(Bar Hebraeus)早已证实，十一世纪初克烈族已有景教之洗礼名单。如克烈族酋长，有名的马古斯(Marghuz)，即等于Markus（马可），其子名为哥加克斯(Qurjaquz)，也是景教徒喜欢取用的名字。
信仰景教的边疆部族，比较著名的有以下的名字：
（一） 克烈族
（二） 乃蛮族
（三） 汪古族
（四） 蔑儿乞族
上述诸部族，除蔑儿乞部落没有全部信景教外，其他各族在宋朝和元朝二代都归依了基督。
至于景教后来在元朝完全消灭的原因，除了随景教部族之被灭而消灭外，尚有其他的各种原因：
一. 元朝的政权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因其王室采多妻制度，因此在本质上较接近于回教制度。
二. 景教的领导中心在中东的巴格达，离中国很远，又未能在中国培植圣职人员以补教士之不足。波斯被灭后，赖波斯国保护之景教也随告衰微。
三. 一些景教领导人归信天主教。例如，汪古族酋长阔里吉斯（即佐治王，King George）改信天主教并于西元1304年5月18日宣誓服从罗马教皇。
有关元朝之基督教历史，因为没有留下像唐朝景教的经典可以考证，因此只能以外人的游记(如马可孛罗游记、奥多利克游记等)，及一些零星的元代史料来叙述它。
在「马可孛罗游记」中，有关当时的景教徒、及教堂分布的情形，有以下的记录：
(1) 肃州省(Suchu)
(2) 甘州城(Canpchu)
(3) 额里折大省(Erginul，即凉州)
(4) 西宁州(Siinju)
(5) 额里合牙省(Egrigaia，即宁夏)
(6) 天德军大省(Tenduc)
(7) 宣德州城(Sindachu)
(8) 京兆府大城
(9) 汉中省
(10) 哈喇章大省（Carajan，即云南省）
(11) 镇江府城
(12) 京师城（即杭州城）
(13) 福州城
除上述各景教寺外，在吐鲁番、阿力麻里、沙州、鄂尔多斯、东胜、及阴山山脉的石柱子梁(以上地区为今天的新疆一带)，并百灵庙附近、北京西南三十公里之房山等地区，先后发现有景教的遗迹。马可?孛罗游历中国时，所见的基督教都属景教信仰。
4.2. 元朝的天主教
当蒙古王朝兴起之际，也正当是欧洲的基督徒组织几次的十字军对抗回教势力之时。当时元太祖、及太宗有几次起兵西征，到处攻灭回教国，因此欧洲的基督徒，以为蒙古人是帮助基督徒扑灭回教徒的，便一心想要和蒙古人结盟。
第一个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是十三世纪的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他是一个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极有影响力的人。当他到达中国时(1294年)，忽必烈刚去世，由元成宗继位。虽然他初到中国时，受景教徒的排斥和陷害，但至终他赢得元朝王室的信任和支援，开始传教。十年内已有六千人受洗，加入教会。汪古族酋长，阔里吉思，就是在这时改信天主教。另外，他也把新约圣经和诗篇等，译成汪古族的方言。孟高维诺除了传福音外，又从事兴建教堂的工作，他收养了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岁的男孩，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希腊文、拉丁文、唱圣诗及背诵经文。他在中国工作三十多年，在十四世纪初逝世，享年八十多岁，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教士。
除了孟高维诺之外，还有好几位“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的修道士来到中国，但是在发展教会事工方面没有太大的果效。最后一位是“马黎诺里”传教士，他是在主后1342年到达中国，逗留了三至四年便回罗马了。因为他看出当时元朝的元顺帝政局险恶，必定维持不久，因而离去。果然在二十多年后元顺帝被朱元璋(明朝第一位王帝)赶出中国，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就此停顿了。
元朝的天主教和景教一样，在中国历史中昙花一现就消失了，没有留下长久的影响。天主教在元朝无法施展较大的影响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很少汉人信天主教，大多是蒙古人或边疆民族。因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旦灭亡，天主教也自然随之消灭。此外，教士过分倚赖元朝王帝的庇护和支援，对元朝的王帝，百般讨好。而汉人是受元朝歧视的，自然就对这些传教士产生了排斥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宗教。元朝时来华的天主教教士，与元朝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与一般的大众平民却脱节了。
二. 传教士没有看到翻译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的重要性。虽然天主教的传教士孟高维诺也曾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他只是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汪古族的方言，不是翻译为中文。可能孟高维诺也受了传统的天主教思想所影响，以为信徒读圣经与否，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信徒守仪式、做弥撒，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当时能将部份圣经翻译为中文，那么即使他们离开了中国，中国人至少也可以从翻译的圣经中，领悟到真理，不至于完全消灭了。
三. 元朝的天主教传教士，与景教的传教士，互相对立，彼此排斥。中国人和蒙古人看天主教和景教没有分别，都是“也里可温教”教徒，但他们却互相打斗，汉人为之摇头叹息，对他们的信仰也大打折扣。
思考／讨论问题：
二. 1269年，马可孛罗曾记录元朝世祖王帝忽必烈，指忽必烈有一次对他说：「有人敬拜耶稣，有人敬拜佛祖，其他的人敬拜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伟大，我便都敬拜他们，求他们庇佑我。」为什么当时中国的王帝那么困难真正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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