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课 四九年以后的剧变和七九年以后的恢复重整
一. 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简史
第二次世界中战在1945年停止，结束了日本侵占中国的八年时期。教会的复原工作，首先可见到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大批的宣教士来华。其次，在对日战争中被拘留于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传教士，于出狱重获自由后，除了极少数因健康问题而回返母国外，多数都重返昔日的工场继续他们过去在华未完成的宣教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教士就恢复到战前的人数，并且继续不断地有生力军的涌入。他们一面作物质的救济，与中国同胞建立关系，一面重建教堂和聚会点，重组教会，招集昔日四散的信徒，恢复崇拜和聚会，为着重振基督教会努力不懈。
中国教会本身方面亦不落人后，当许多的西方宣教机构正届临来华宣教的百周年或金禧周年的时刻，借着教会利用纪念庆祝之余，聚集同工于一堂，共商未来计划，拟定策略，积极作周密的发展计划，这时期各教派教会都显得士气高昂，充满信心。
中国教会布置妥当后，向同胞广传福音，这时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十分强烈，加上许多教会的领袖，无论是专职的牧师或是平信徒，都因为经历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有清楚的看法，故对群众有说服力，他们又努力把握时光，宣扬福音于各地，使皈依基督教的人急速地增加起来。其中表现杰出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拆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江长川、赵君影、赵柳塘、陈维屏、敬奠瀛等人。
就在上述中西传教士以及传教团体的齐心努力之下，基督教在中国再次有了丰硕的收获，据统计，到大陆解放前(1949年)，信徒人数已增至八十三万余人，与战前最后一次统计人数(1936年)的五十三万余人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教堂的数目也增加到六千五百余所，较战前的统计增加了百分之十二，这都充分显示战后基督教全面复苏的景象。
另外，基督教会于战后全面复苏的景象，还可从其文字宣教事业之急速和蓬勃发展中见其端倪。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单在1946年就分送出三百万本，而其他几家有悠久历史的教会书局与出版部，像广学会、青年会出版部、浸信会出版部等，也都配合战后广大的市场，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以供各方之需。从学术思想、教会历史、新旧约释经解经书、讲道集、诗歌集及至福音单张，应有尽有，内容繁多，或旧着重印，或译着新印，或新着出版，总计其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量都远超过战前的最高纪录。当时，在战前已积极筹划及编译的「基督教历代名著」五十三卷的计划，因战乱被迫停止，如今又再度恢复工作并完成。这「基督教历代名著」五十三卷的编译完成使基督教有了与佛教的「大藏经」，道教的「道藏经」相抗衡的经典著作，这意义十分重要。
战后在基督教教育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各基督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像金陵、燕京、东吴、圣约翰、华中、齐鲁、沪江、之江、岭南等院校，都全面覆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战争胜利后的两年，全国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人学者高达十一万人之多，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之量数倍之多；各教派设立的神学院校，也于战后全面覆校上课，积极培植新一代的教会工人。据统计显示，到解放前时，新出道的传教士连同旧有牧师的总数，已恢复战前的数目；而在这一个时期入学的神学生，除了数量增加之外，他们的质量也大为提高，其中有许多位大专毕业的献身者。
二. 三自运动教会时期(1949-1958年)
在中央政权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第一个阶段的教会可以称之为「三自运动」教会时期，因中国政府以十年的时间，透过「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逐步达到统战教会的目的。「三自」的口号响遍于当时教会之中，也如荼如火地进行于教会之中。
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基督教展开统战，拉拢一些「左倾」与「爱国」的教会领袖，像吴耀宗等人，邀请往北方，商讨有关基督教的一般问题。到了是年九月，利用「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再次对教会人仕展开统战，邀请了吴耀宗、刘良模等人出席，准备日后透过这一批教会人士来逐步进行全面要求教会参与共产的解放中国运动。
三自运动有其特定的背景。
一. 政治方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共同纲须」为国家临时宪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二. 外交方面：“联合苏联”，争取中立国家，敌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
三. 社会方面：各种运动不断发起：“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
四. 宗教政策：马克思的宗教理念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提出宗教是人创造的。而人因现实生活的苦难而创造了上帝。说明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控制人民思想。
借着这些不同宗教的看法，中国政府提出「统战理论」，解决各种的社会和思想矛盾：首先，提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次要矛盾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接着，再提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人民内部矛盾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的具体政策是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宗教界有八名代表参加，因宗教信徒也是扩大革命力量的基础。这时定出统治中国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五条规定：“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
到1950年的四月，中国共产党已全面统治中国，有五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表，即「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组团由上海赴北京访问，除拜会北方教会团体外，也应邀与北方的教会人士出席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开的座谈会，接着这些南北两地的教会人士共十九人，在五月初，前后三次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他们本来的目的是想中共政权帮助解决基督教与中共间的一些问题，希望了解新政权对教会的态度与宗教政策。
经过讨论后，周恩来统战成功，使十九位基督教会代表们的思想都改变了，他们发现原来所求者都不是当急之务，真正的急务与应该注意者，乃是帝国主义已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参与讨论的吴耀宗事后在天风杂志发表回忆，说到周恩来一席话给他们深刻的印象与鲜明的启示，启示他们「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
会谈之后，吴耀宗等人起草一份宣言，表明他们所代表的教会与教会团体将效忠中国共产党政权，并且教会将推动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他们在宣言中更要求全国各教会的领袖签名响应。该宣言经过八次的修改后定稿，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过后得着四十位教会领袖的同意，并列名为发起人，向全国教会负责人寄发，要求签名支援。
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共分四部份，第二部份是「总的任务」，要求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澈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三部份的基本方针有两项，一为要使群众清楚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和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一为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应在最短期内完成过去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对于基督教信仰问题，该宣言则未有一字提及。宣言发出到九月底已有三千余教会领袖的签名支援。
三自运动推行全国教会也是有过一番热烈的对抗。1950年的十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之会议中，自始即以「宣言」的内容为会议代表们分歧的焦点。缪秋笙、朱友渔为首的一派教会人仕，深觉宗教要超越于政治，认为三自运动应该是立基宗教立场进行，毋需立基于政治立场上，更不必提出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所谓「反三敌」主义于教会之中，教会合作团体亦应处超然地位，不必要直接与政治。虽然年议会中，许多地区代表诉苦教会正受中共地方干部的压迫，重要教派领袖也警告这样的运动将危害到国外差会继续对国内教会的支援，要求傎重考虑未来的教会路线。然而在政府的交涉下，大会选出吴高梓为新主席，吴耀宗、吴贻芳、崔宪祥为副主席，鲍哲庆、江长川、陈见真、邓裕志等三十人为执行委员。大会也通过拥护「宣言」，要号召信徒踊跃签名，并决定五年内完成「三自」，各区组成三自运动促进委员会推动委员来推动工作，同意呼吁全国教徒以实际行动来拥护政府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政策。
「三自」继续发动全国教会信徒支援「宣言」的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虽已有十八万，却只占全国基督徒总人口之百分十八。另外，政府透过三自发出宣言，要大家控诉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中国的意图，许多教会都不觉得有这件事实的存在。这迫成政府要求教会领袖认真深入学习。
但是到了1950年十一月，韩战的爆发，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这本来是一个政治的运动，这时也应用于教会，打击教会中异己，并把三自运动推展至全国。这时政府把外籍的宣教士驱逐出境，没收和冻结外国在华教会的财产，要求中国教会与外国断绝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教会表明对政府的态度，要求他们发表拥护效忠的宣言。
在逐步的进行中，首先于五零年十二月底，公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救会进行登记。接着于1951年的四月十六日至廿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所属之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的名称叫「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到会有卅一个教会宗派和廿六个教会团体代表一百五十四人，会议并有观察员参加，邀请中国独立教会人仕参加，如教会聚会所的领袖倪柝声与耶稣家庭的敬奠瀛也被指名参加。
会议中，政府官员多人出席训话，展开统战，强调共产主义为唯物，宗教为唯心，但共产党员愿意和爱国的基督徒结为联盟，共组统一战线以对抗并肃清帝国主义一切的侵略影响。经过六天的讨论与控诉，共得有几项重要的事项：
一. 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此宣言比1950年的宣言更具体、更积极地表明效忠政府。他们要热烈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拥护政府的政策及镇压反革命的政策。
二. 成立「抗美援朝三自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作为一个基督教新的领导机构。共推吴耀宗为主席，陈见真、陈崇桂、邓裕志等为副主席。这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
三. 通过中共所提「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这使得教会完全割断与外国教会之间的关系。
四. 举行控诉会。控诉的对像是美帝主义传教士中的特务份子和中国基督教中的败类。被指名控诉的包括美国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毕范宇(F.W. Price)、骆爱华。华人则为梁小初(青年会)、陈文渊(卫理公会)、朱友渔(圣公会)及顾仁恩(独立传道会)等人。控诉的罪名都是指他们与美国有关系。此次控诉会在教会内举行乃是首次。也开启日后各地教会控诉斗争的序幕。
吴耀宗形容这次会议是「中国基督教的新生」，是一个里程碑。当时三自运动教会正以「控诉大会」、「政治学习」、「教会组织的统一管理」和「重新诠释基督教义」四种方式来推动三自运动。「政治学习」就是要训练教会青年积极分子，以便作为深入推动三自革新的骨干，提高爱国意识，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学习国家政策及自我批评(交心)。
1954年的七月廿二日至八月六日，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于北京的公理会教堂，到会有六十二个教会和团体的代表二百卅二人。会议在吴耀宗的主持下，听取「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从报告中，可知到五四年时外国差会已经在中国绝迹，帝国主义传教士也全部出境，所有名国来的津贴也完全断绝，而在国内由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救济机构(孤儿院、慈惠院)等一切企业、事业都接受了过来。教会中不肯妥协，不与政府合作的教会领袖，也已透过控诉会的方式，将之打成反革命者，并判刑或劳改。其余的教会教牧和信徒则分批加入学习班，接受政治学习。学习不断地自我批评，提高了思想觉悟性。而全国所有的教会、教会刊物，神学院等教会组织，则陆续统一起来，加以合并，关闭或停刊其中不需要者。此外也将教会建筑物加以征用，转作其他的用途。
此项全国会议不谈及信仰问题。整个会议最重要的事项是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表明再次确立三自的根基，此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以基督教会最高的地位组织，负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推展三自教会的任务。
自1954年八月正式成立「三自」会后，全面将各地的教会纳入组织系统之内，但中国教会仍存有一些三自会称为是「顽固反对派」(俗称「死硬派」)的教会。这些教会是一些自立教会，像北京的基督会堂(王明道)、广州的林献羔、耶稣家庭(敬奠瀛)、教会聚会所又称「小群」的教会(倪柝声)、真耶稣教会(魏以撒)都不肯加入三自会，因此要进行整肃。从1955年八月起到1956年初，将上述的教会领袖逮捕，并进行控诉斗争，接着分别送交法院定刑期及付之劳改，在逮捕教会领袖之同时，也对付不肯加入三自的教会团体。1955年的十月廿九日，政府正式宣告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为非法。至此在大陆的基督教会，除了关闭，除了秘密转入地下，其余无论宗派教会或独立教会加入三自会。
从1956年三月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中国有鸣放运动的出现。这时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运动，风气所及，也吹袭到教会。教会在后来的「反右运动」袭击之下，自陈崇桂牧师以下，凡鸣放批判过中共政权者，都被打为右派份子，遭受整肃，接受劳改。三自委员会于1957年的十月举行常委第十次扩大会议时，要求严处教会中右派份子，并派遣一百三十多位教会代表到北京学习揭发，接所谓社会主义的再教育，返回各地之后，再在各地教会进行大规模的控诉运动，一直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方止。
三. 三面红旗的教会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发动了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运动。又因此三大运动都是指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跃进计划，故又称「大跃进」运动。整个大跃进运动共推动约有八年之久，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方告停止。
在本段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具特色，基督教会在本时期中亦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以一种新的形态生存下去。
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中国大陆十年后，认为形势已大好，在已有的基础上，要通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将中国从社会主义的现状推进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所以发动了三面红旗的大跃进运动。而大跃进运动一推动起来，全国民众都要动员投入，基督教会中的基督徒不能例外，也被命令要积极参与投入。
大体来说，自1958年进入大跃进运动以后，三自教会纷纷投入此运动的行列，从而有了两方面的影响产生：
一. 因大跃进运动使全国人民都被召动员，投入极忙碌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得定期聚会礼拜因无人参加而停止。尤其是日以继夜大炼钢铁，更使得教友已无时间往教聚会，而圣职人员忙于政治学习或参加劳动，在工厂或农场工作，离开教会，迫使聚会停顿和教会关闭。三自会于此也开始将各地教会联合并合并，大致每区一个，其余则关闭，将教堂移作他用，而教会活动一周只有一次主日礼拜。以北京为例，原来有六十五间教会，到本时期已减为东南西北每一间了。
二. 因大跃进运动进行二年后(1960年)，由于运动过于激进，引起的变动太大，使得人民心存不满而退缩，结果造成经济上的危机，毛泽东让出主席之位由刘少奇出任。教会因行政体系在宗教政策上的放松，而获得复苏的机会。以广东为例，60年之后，教会礼拜日数目增多，二百个席位的教堂皆能满座。1964年复活节，举行音乐崇拜，更借青年会大会堂，出席人数高达二千人。
在这段时期，基督教会因政治大跃进运动的推行，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减少与缩小，幸好六零年后，借着修正主义路线的?头，获得喘息机会。但是教会中的信徒仍在不断接受学习，接受自我的改造，并且必须在服从生产、服从国家法令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前提下，安排宗教生活。三自运动爱国委员会仍然全面控制教会的一切活动。
四. 文化大革命的教会时期(1966-1976年)
简单的说，文革期间教会虽然遭遇许多的逼迫，但是教会借着这时期形成了复兴的暗流。
文化大革命缘起于1965年十一月十日，由毛泽东授意姚文元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抨击刘少奇所领导的政治体系，展开了日后全国性斗争的序幕。
到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由毛泽东亲自发出「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展开「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全中国进入大动乱与破坏角色者，则为一群被起名叫「红卫兵」的学生群众。经过三年多炽烈的斗争，毛泽东已重掌政权。毛泽东在1969年的七月，也透过军队把红卫兵镇压，并下放农村。希望渐渐把国家次序恢复起来。
虽然局面渐渐平静下来，但在此后直到1976年的七个年头里，是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时期，自成一个段落，显出他独具的特色。
在文革的十年内，基督教会受到最炽烈的冲击与挑战。当中的历史可分成几个段落来说明：
一. 文革的头三年，教会受到空前的破坏，教牧与教友受到暴虐对待。当时红卫兵群众，在意识思想上已被教育成极左的狂热份子，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教极度仇恨。当毛泽东提出破四旧 - 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旧风俗 - 的口号，并要求红卫兵以实际行动表现时，他们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会又有「四旧」的形象，故首当其冲，遭暴虐破坏。他们捣毁教堂，凌辱信徒(剃光头、游街示众，戴高帽)，焚烧圣经。在这种无情而澈底的打击下，各地的基督教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基督教徒再经历一次苦难的煎敷。
二.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结束的1969年之后，对基督徒私刑与暴虐，公开凌辱的情形已大为减少。但文革的意识然笼罩在这段时期，为配合当时政治而有的所谓「战斗性的生产建设意识」，教会的信仰与活动被认为是会腐蚀痲痹人民的劳动力，会严重阻碍生产建设，因此仍然禁止教会有公开的活动。另外，更藉1968年成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基督教界的人士作清理调查的工作，又把不少的教会人仕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处徒刑，并要求教牧人员参加「学习」。这时连三自会也被关闭了。
三. 到197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基于宗教政策上的应用，认为宗教应为外交所用，于是应巴基斯坦大使馆之请求，在北京重开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与外籍游客使用，中国基督徒仍禁止入内礼拜。当时只有效忠于政府的教会的领袖人物，如吴耀宗、丁光训才可以代表中国基督教会接待外国来访问的宾客。
四. 1971年后，虽然教会都关闭了，但这只表示有形的教会的关闭，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基督教徒透过家庭聚会的方式，秘密聚会崇拜。这种名叫「家庭教会」的无形教会，虽不是萌芽于这段期间，是成长，茁壮于这段受苦害的时期。许多人的心灵在文革中创伤，信徒却愿意把福音传开，成为心灵创伤的医治。另外，信徒在苦难中更加同心。也神兴起不少游行布道者，而平信徒热切起来传福音。
综结本阶段的历史，基督教会有如浮萍落叶，承受文革大风暴的吹袭，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和全面的抑制，信徒经历了中国基督教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苦难与迫害。这时只有「家庭教会」在这段时期中蓬勃成长，虽然仍嫌薄弱，但是在苦难中的团契与安慰更具能力，家庭教会为本段文革迫害教会时期带来了一线曙光，也带来了盼望。
五. 四化运动的教会时期(1976年起)
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第四个阶段，也是四个「现代化运动」的时期。本段时期起于1976年十月打倒文革时极左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集团之时。次年，邓小平复出，重掌政权，提出四个现代化 - 工业、农业、科学、国防运动，而开展了本段历史的序幕。
自邓小平重掌政权后，在许多的政策上都一改文革时的路线，重走修正主义路线，给人民有较温和与开放的感觉，对外关系上，也一改旧有的路线，结好西方国家，以图谋对中国有更大的益处。我们可为这段时期作一扼要的说明：
一. 在1976年后，为配合四化运动，对宗教不施加压力，更注意到宗教能对外交有所益处，对四化的推展也有所助益的观点，故整个宗教政策由过去「强制」、「敌视」而转到「温和」的路线，虽然统战的工作仍然在进行。负责宗教事务的宗教事务局就开始执行并处理有关基督教会的问题，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思想下，宗教事务局透过宣传，教育干部及教牧人员的方式，对宗教活动与迷信活动加以区别，严格界定宗教活动的范围，最后加强教友的法制观念等步骤。这时期，整个宗教政策的精神还是含有强烈控制的意图，政教分离是不允许出现的。
二. 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成乡村家庭教会与城市家庭教会两类，由于仍采秘密聚会式，故对家庭教会的实况所知有限，唯归纳已知的资料，这时期家庭教会以浙江的萧山、温州；山东青岛；与福建、安徽、河南等最盛。这些家庭教会在文革时代已在活动，而在本段时期之内，因温和路线的缘故，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提高了，教友人数急速增加。城市家庭教会有完善的教会组织与定期的礼拜，自从海外进入大陆旅游开放之后，从海外教会得着大批圣经、诗歌本、培灵书籍之类的图书，使聚会的内容上更为丰富。他们更自然发展各种的查经聚会、探访祷告、小组团契，甚至定期聚集公园内聚会。城市家庭教会虽大有发展，但有时也遭受来自三自教会方面的压力，三自教会要求他们加入，宗教局亦不乐意他们的发展。乡村家庭教会通常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来聚会。有时改在晚上举行，比较大型的乡村家庭教会，人数可达四百人到五百人之众。一些省份的家庭教会拥有千人以上。乡村家庭教会普遍缺乏教牧人员，圣经也较缺乏，以致教导上有所不足。另外，乡村家庭教会普遍流行奇迹、医病、赶鬼之类的见证。
三. 从1979年起，中国政府采取把大量教会恢复的温和路线后，造成各个教堂聚会满座的情形。而家庭教会更是日益扩展，这些现象出乎政府意料之外。1980年上海会议有来自十六个省份的卅七位代表，由丁光训担任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孰一也出席会议，会中他表明政府当局对宗教的立场，坚认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也相信宗教必消灭，但肯定这些不会妨碍共产党与基督教间的团结。会议中经讨论后，决定重印圣经，许多教牧人员获得平反，覆刊三自会机关刊物『天风杂志』； 又决定把南京神学院覆校，以栽培新的教牧人员。对于前几个阶段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三自教会爱国运动」，会中肯定他的成就与存在的价值，并且认为「三自」任务末了，仍要继续下去，以保卫中国教会的独立，防止外来的渗透。会议中还决定要成立一个教务机构，专门处理教牧事宜以与三自会相辅相成。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亦在会中论及。整个会议结束后，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发布了「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宣布了他们今后的作法。
四. 1980年的十月六日至十三日，根据上次上海会议的决定，在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期望以这次的全国会议，落实他们在文革之后的教会路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一七六人，包括来自廿五个省、市、自治区及五个少数民族的教会代表，没有家庭教会的代表出席。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事务局局长都出席了这次南京会议，显出此会议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与官方的指导。会议的结果，发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决议文」公布于国内外，该议决文的内容有三个重要部份，既是教会事务的具体意见。第三部份又再分成三方面来表明态度与作法：
1. 既有关现已开放具组织性的教会事宜；
2. 有关家庭教会事宜；
3. 有关与国外教会之关系。
关于开放具组织性教会事宜，会中接纳上海会议的提议，成立了全国性教务机构，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其工作的大纲在做好教牧工作，栽培传道人，出版圣经和灵修书刊，加强和各地教会和信徒的联系；而「协会」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关系，则未详细阐释，只说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有关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则正式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期望今后「共同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当然，这是从三自教会的肯定，中国宗教局并没有把家庭教会合法化)。有关与国外的关系，则愿平等友好交往，但若敌视中国者，漠视三自爱国原立场者，则将坚决反对。
南京会议也通过「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并决定在会议结束后，立刻与各地的三自会合作，召开地区性会议，以落实他们的决议。南京会议的召开与会议的决议，可说是本期内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里程碑。对中国政府而言，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现阶段的宗教政策，而从宗教政策的内容看，继续肯定「三自」的贡献，要爱国爱教。对国内信徒而言，此次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化，使以往种种迫害不再发生，并且信仰可公开化。然而中国政权，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间要达到水乳交融地步，其路程尚遥达，三者之间仍有的矛盾不易突破。对海外的信徒而言，南京会议肯定表示，不欢迎和不友好的海外教会间的交往，而友好不友好的标准又订在是否对三自会的支援上，因而使得海外的信徒要重谋对策。
总结看来，开放后十年来的基督教会，虽然比上一阶段文革期要得着较好的对待与复苏的机会，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政府控制教会活动仍然是不改变的。温煦的春风是否永远能吹袭在大陆基督教会中，而狂风暴雨是否不再袭击大陆基督教会，展望未来，都是未知之数，海外信徒只有静观其变了。
结论
中国大陆基督教会五十年的历史，时间虽短，是段落分明，而其间的曲折变化，更是高潮?起并暗潮涌，可谓血泪交织其中，水火交加其上，整段历史实是一部长期处在苦难与迫害中的悲惨旅程。
总结这段约占五十年的基督教会历史，在整个中国基督教会历史之中的地位，则有几点可以归纳出来：
一. 成全了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路线。过去整一百五十年中国教会皆受西方差会的影响和扶持成长。但是在本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全面排除了与西方的联系，使中国基督教会在历史中，成为最具本色化倾向与有本色实效的一个时代。
二. 维持以政府控制教会的局面。五十年来，在政治与教会关系上，绐终维持在政治全面控制宗教的局面之下，把政治置于教会之上。教会更受政局的演变而起伏不定，使中国基督教会在历史中，成为承受政治压力最大而时间长的一个时代。
三. 酝酿并成长了「家庭教会」的独特教会模式，充分表明基督教会可以不是西方教会的产品，也表明在任何的社会制度与环境之下，基督教会能生存下去，是中国基督教会历史中，最承受得起考验的一个时代。
思考／讨论问题：
九. 中国信徒在1948年的统计数目是八十三万五千人(有估计认为是一百七十万人)，而1989年的估计数目是三千至五千万人。为什么中国教会能够在“没有传福音自由和教会”的四十年里增长廿至卅增？
十. 自从1954年8月正式成立「三自爱国基督教会」后，四十多年来三自教会尽量全面将各地的教会纳入组织系统之内。有那些因素使到今天有那么多的教会即使受到逼迫仍不愿加入三自组织呢？
十一. 按照1997年某次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会议的一份报告，中国现有二千四百七十多个县，加上三百多个市，而平均每个县／市有一百一十个农村。中国家庭教会现正在推行“空白村策略”，希望在十年内(2010年)使中国三十万个农村都有教会，不致空白。你认为要怎样去达成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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