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内地开放期传教士在华宣教的主要路线和文化活动
 
  
  一. 内地开放时期的背景
  先让我们来谈谈中国教会历史发展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内地开放时期”的背景。时间由1860年至1900年,共四十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1.1.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有许多。内忧︰由于满清的腐败,中国境内发生了一连串的人民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太平天国”事件。虽然太平天国终于失败了,但是十多年来,清朝政府为了平息太平天国,曾经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损失和伤亡是很严重的。太平天国反对满清政府的思想,对汉人的民族意识,产生了激发作用。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反满清起义的事件屡次发生。当时的中国内部实在是充满忧虑。外患︰当时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都希望中国能够开放更多港口作通商之用,其中态度最强硬的,有英国和法国。因为自南京条约签定后,英国人虽可在五个港口居住通商,但事实上两广的总督及人民仍然不许可英国人自由入境,广州人民排外情绪亦很强。另外南京条约规定,两国以后交往,以平等身份互相接等。可是英国公使还是不能上北京直接与朝廷交涉,只能与两广总督商量。这些因素促使中、英之间,再次发生冲突,英国决定以武力解决,法国也决定参加。于是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广州,结果中国又战败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便与英国和法国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内容有︰除了五通商开放以外,又增加了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镇江、九江、汉口和江宁等地。因此传福音的地方多了,机会也增多了。外国人有往中国旅行的自由,即包括开放港口以外的城市。这无疑又增加了传教士的自由,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中国人。传教士有进入内地传福音的自由,当地政府不得干涉。所以从1860年至1895年这段时期称为“内地开放时期”。
  
  1.2. 洋务运动的推行。洋务运动在1860年至1900年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谓洋务运动,就是向西洋人学习,目的是使中国更加富强,因此又称“自强运动”。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特别着重在外交、国际、交通和实业等方面,谋求进步。当时洋务运动的领袖,在朝廷方面有辅政恭亲王,在地方方面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著名的大臣。他们所注重推动的主要是革新外交、建立国际防工业、发展交通事业,开发地下资源,培养洋务运动的人才等。这些对宣教事业的发展亦有所帮助,例如“革新外交”,各大城市设立外交机构,解决中外一些纠纷,天津教案就是由天津的外交大臣李鸿章所解决的。此外,又如︰培养洋务运动人才方面,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使中国人学习外文,另还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等,当时的教师大多是传教士。还有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万国公法”,是论到国际的法律的,这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美国的林乐知,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性质与“同文馆”相似。传教士们还成立了翻译机构,如“广学会”,出版书籍五百多种。洋务运动虽然在守旧派的压力和缺乏经验等因素下宣告结束,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十九、二十世纪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就是洋务运动的改良和拓展。洋务运动时,大量起用了外国人,对传教士的态度也作出了良好的改善。
  
  二. 十九世西方和中国基督教的情况
  英国在一百年的工业革命时期,带来了国家的富强。欧美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变得富有起来。其中以美国的发展最快,逐渐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2.1. 基督教在欧美的情况
  基督教从十八世纪开始,兴起了一连串的奋兴运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当时出现不少著名的奋兴布道家,例如,慕迪、卫斯理等。这些神的仆人到各处开布道会、奋兴会,在圣灵的工作下,信主悔改的人数很多,而愿意奉献做宣教工作的也不少。教会对海外宣教工作的负担亦日渐增加,各宗派的差会也随着增多。欧美教会在十八、十九世纪大大复兴,大量信徒已装备好,等待去海外宣教,而中国的福音大门,也再在这时期开放。这样巧妙的配合,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2.2. 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
  主后1860年至1900年的统计数字和以前两段时期的比较,可说有很大的发展,主后1838年,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卅多人,代表四个不同的差会。1842年中国受洗的信徒人数只有180人,直到“五口通商”前期,全国信徒有350人。当“内地开放时期”时,传教士共81人,代表20个差会。1874年,传教士增至436人,中国信徒人数已有5,573人。1889年,传教士共有1,296人,包括宣教士的妻子和女宣教士,这些女宣教士对中国妇女的教育、福音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这时的传教士来自41个差会,中国信徒人数有55,093人。这是显示出中国的教会正在稳定地发展。
  一. 中国传道人的增加。记得在“开拓期”和“五口通商期”,对于中国传道人,我们只提及由马礼逊带领信主的印刷工人--梁发,此外就没有了。但在内地开放时期,大量中国传道人出现了,而且在中国教会的事工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时的宣教工作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合作的时期。根据统计,主后1876年中国传道和牧师的人数是749人,十三年后1889年增至1,657人,同年的传教士人数是1,296人。这数字显示了中国教会已经进入成熟和独立的阶段了。
  二. “自立闽南大会”的成立。这是1862年第一所独自、自主、自养的教会,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教会在行政上,完全不受外国差会的控制和管辖,经济方面也讲求自养,不接受差会的支援。这显示中国教会已从婴儿阶段,由受差会照顾和保护的阶段,进入成长的时期。1862年的独立运动实在要感谢美国的传教士--打马治的提议和努力。当时“自立闽南大会”信徒有二千多人,牧师有十六位,教会有十八间房屋。
  
  三.“内地开放期”外国传教士的工作
  在1860年至1900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一部分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更主要工作是传福音和栽培信徒。
  1877年5月,传教士们召开第一次的全国宣教士大会,地点在上海,共有142位宣教士出席,会议很成功。这些传教士来自中国各地,很有代表性,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大会中都被提出来讨论。包括文字工作、教育工作、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另外拜祭祖先,缠足、禁烟运动等问题也有提及。在当中,对这些问题也想出了一些积极的解决办法,气氛非常融洽,传教士们也彼此鼓励和互相帮助。
  1890年,传教士们在上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教士大会,参加的传教士有445位,代表了37个不同的差会。传教士们就在宣教方法和遇到的困难等方面互相交换意见。传教士们并同心筹备翻译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译本。这次会议记录并译成中文,派发给中国教会的信徒作参考。虽然参加这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信徒只有两位,但实在是一个好的开始,使中、西方信徒领袖,在主里有更好的合作和沟通。
  
  四. 内地开放期的宣教方法
  在1860年至1900年这段“内地开放时期”,传教士所采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是与开拓期和五口通商期的宣教方式相同。不过随着环境的更开放及更多的机会,宣教工作在各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发展。这段时期的传教士,不但热心传福音,而且更尽心竭力的参与各项社会服务,特别致力于社会的改革,使中国社会整体,更加进步、安定和繁荣。传教士积极的改革中国社会,尝试除掉一些违反天理的传统习惯,如缠足等,都是很有果效的。
  
  4.1. 传教士的改革工作
  传教士从事的社会服务和改革工作,对中国社会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是有极重要的影响。
  一. 禁止缠足运动。中国妇女缠足的习惯是从五代后唐时期开始的,一直到清朝,这种习惯在汉人中间,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清朝政府,曾几次下令禁止妇女缠足,但在社会观念压力之下,没有产生任何果效。当年的传教士,也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为中国妇女争取公道。首先从教会学校开始,所有女学生,不得缠足。1874年,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反对缠足的团体。廿年后又组成了“天足会”,推广至整个中国社会。以致日后缠足的陋习终于被推翻,传教士的功劳是值得欣赏的。
  二. 禁烟运动。由主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时传教士李雅各就曾经与驻中国的英国大使,商谈关于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问题。1875年,广州教会的信徒成立了“羊城劝除鸦片公会”,一方面联系各地的乡绅父老,响应戒烟运动;另一方面也鼓吹地方教会,组织类似的机构,来推动禁烟运动。如︰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汉口、北京和其他重要城市。此外,还有不少教会医院,成立了戒烟中心,协助中国吸鸦片的人戒烟。
  三. 赈灾运动。在1876年至1879年,华北五省、包括山东、直隶、山西、陕西和河南等省发生了一次十分严重的大旱灾。因旱灾死亡的约有一千万人。传教士有见及此,自动展开赈灾的工作,用行动来表达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当时传教士所作的工作有三方面︰(1)写文章寄给报纸刊登,在文章中报导灾情,引起中、西方人士的注意和同情,并呼吁捐款救灾。(2)传教士将捐款收集,分发给各地灾民。(3)出版一些灾后检讨的小册子,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治本的建议,以避免旱灾再次发生。其他还有︰取缔娼妓和收养孤儿,照料弃婴工作等等。宣教的方式从此开始转为社会的改革和社会服务。
  
  4.2. 传教士的文字工作
  文字事业有:
  一. 京师同文馆:译书机构,近代化学校。1862年由恭亲王在北京设立,1863年丁韪良到北馆任教,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在其中任教的还有包尔,司默林、傅三雅出版《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各国史略》等。
  二. 澳门有华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主要出版圣经、赞美诗、科学和医学译本,例如《地理略论》、《万国药方》等。
  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9世纪译本最多,影响最大译本机构。1868年开馆,在馆中供职的西方传教士有英国圣公会傅尔雅、美国监理会林乐知等。此乃馆译书到1899年已有126种,其中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地质、医学、军学和兵制、工业和商业、政治、史志等。
  四. 格改书院: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普团体。1874年由傅尔雅于1876年正式成立,出版《格改洰编》,论题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机械字、电学、医学等等。广受欢迎。
  
  出版刊物方面有︰
  一. 万国公报,前身为“教会新报”,由美国宣教士林乐知在1868年创办了。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包罗万象,是当时一份十分宝贵的报导性刊物。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深具好感。领导“戊戍维新”和“立宪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该报的长期读者。民国前后,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也是由“万国公报”发表的,该报共发行了卅四年,是清朝中文报纸中,影响力最广的。
  二. 广学会︰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1887年由英国长老会书廉臣创办,初名「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广学会,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接任督办,出版大量的西方书籍:《治国要务》、《天文地理》、《地理全志》、《自酉祖东》、《西国学校》、《富国策》、《五洲教务》等。翻译外国书籍的出版有四、五百种之多,其中科技书也不少。
  
  4.3. 传教士的教育工作
  一. 教会学校。当时创办的比效著名的教会学校有:
  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荣养学堂。
  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河北通州设立了学院,后经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的努力于1889年扩建成大学。
  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将圣公会原开设的培雅书院和度思书院合并为圣约翰书院,美国传教士卜航济致力将其建成圣约翰大学。
  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开了中西书院。
  1884年,美国哈巴牧师在广州创办“格林书院”,即岭南大学的前身。
  到1877年,在新教学堂中已有6000人就读,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
  当时大部份传教士主张以办学方式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
  谢卫楼提倡说:「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否则撒旦就会反对基督。教会必须积极举办教育,...这样就可以使基督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地位,在政府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商人...」。狄考文更说:「基督教与教育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天然亲和力;通过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论理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使中国基督化」。
  二. 女子教育︰1864年,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三是女学生。1869年开始才开始发展,女学生的百分比数增加三倍。在出国留学生中,竟然有三位是女性,而且都是学医,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惊人的突破。
  三. 盲人教育︰英国宣教士莫菜,在1871年,将法国人布菜尔的盲人点字,加以改造,使适用于中国。1874年创办第一间盲人学校︰1887年又创办了聋哑学校。
  
  4.4. 医疗卫生工作。
   1891年在广州创办了第一所痲疯病院;1898年在广州又成立了第一所疯人院。
   著名的医院有:广州的「溥济医院」、香港「雅丽氏医院」、汉口「仁济医院」、武昌「仁济医院」、杭州的「广济医院」、福州的「柴井医院」、苏州的「博济医院」等合英美教会共约五十余家。
   医学译着由美国长老会牧师嘉约翰编有:《西医略释》、《眼科撮要》、《剧症全书》、《炎症》、《化学初皆》、《卫生新编》、《体用十章》等。英国伦敦教会牧师译着:《西医五种》、《全体新论》、《博物新编》、《内科新说》、《妇婴亲说》等。
   更积极培养西医人才。嘉约翰倡办南华医学校,后又有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送一批学生到英美学西医,如黄宽、石美玉等。
  总而言之,这些工作的基本精神,是让中国人分享到耶稣基督的爱,从而考虑去接受耶稣基督。
  
  五. 戴德生与内地会
  在内地开放期,十九世纪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是著名的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生。他是1854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是一位医生。他曾经说过︰“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是一位属灵的伟人,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5.1. 戴德生的生平
  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1832年出生于英国,三代均为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位成功药剂师和牧师,戴德生在年青时曾跟父亲学习药剂,这对他后来在中国的宣教很有帮助。他父母曾祷告神,如果神赐他们男孩,愿这男孩能成为中国的传教士。戴德生十七岁时,清楚得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基督。不久,他蒙神呼召要去中国当传教士。在1849-1853年间积极准备自己去中国,除了学中文以外,还学医学,不断运动去锻炼身体,以求可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此外,他每日锻炼自己过简朴的生活,放弃一切享受,以神为乐,更多信靠主。为了来中国,戴德生不惜放弃了那位不愿和他同来中国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伦敦的中国布道会(The 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到中国当宣教士。廿二岁那年,他终于抵达了上海。没有人接船,没有人领路,孤单一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道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神赐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国奋兴布道家宾威廉。神亦赐他一位好妻子,是一个能干、爱主、志同道合的伴侣。戴德生在中国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岁(1905)高龄时,才息劳归主。那一年,由上海至伦敦,都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思会,可见他是如何深受众人的尊重。
  
  5.2. 内地会的创立
  戴德生原是由伦敦的中国布道会差派来中国的,四年后,由于中国布道会经济结据,于是他离开了,成为自由传道,以行医过信心的生活。1857年,戴因病回英国休养,在休养期间,成立一个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差会,目标是把福音传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就是这样成立了。1866年,戴德生夫妇带领了二十多位男女同工,一同启程来中国,这就是中国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士。三十九年后即1905年,内地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宣教团体、有宣教士828人,分布在中国十八个省分。
  
  5.3. 戴德生的神学思想
   戴氏的神学思想可简列如下:
  一. 持定末世论(Eschatological Stand),认为人死的境况最重要,他说:「人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
  二. 灵性重于物质,认为中国的需要实在属灵信仰方面,当灵性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需要也会迎刃而解。严格划分“神圣”和“世俗”的工作,认为“世俗”事物必须能使我们带人归主,才值一做。他说:「如果我们用医疗工作替代福音的传讲,或用学校教育代替圣灵的能力,都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过程,而非借着圣灵的再造,来改变归正,这将是极大的错误。」
  三. 强调祷告的功效。认为带人归主,帮助人接受基督得圣灵充满祷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5.4. 内地会的特点
  一. 内地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宣教团体,所以他是没有限制和属于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负担,条件合适的人都可以加入内地会。
  二. 目标是将福音尽快传遍中国,每进入一省即建传教站,然后向四周府县扩展。
  三. 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传教士要学习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四. 传教不借政治势力而凭爱心,在教难中:("扬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不要求英政府庇护,更拒绝人命赔偿。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
  五. 着重宣教的心志多于其教育程度。内地会认为教育程度并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传教士的条件,内地会是会接纳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如︰“剑桥七杰”--著名的七位剑桥大学毕业生,便是内地会的传教士。
  六. 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认为神的仆人当凭信心生活,不借贷、不募捐、完全仰赖神的供给。内地会每个月都等候神亲自感动弟兄姊妹奉献,每个月把收到的平分给传教士,这些就是传教士的工资。因此,内地会的传教士,每个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心,并能捱苦。
  七. 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其他以文字、教育、医疗等方式去影响中国,均属次要。从1866年至1905年,这卅九年中,因内地会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数有两万,而且都是很认真的信徒,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回顾历史,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5.5. 戴德生成功的因素
   先让我们稍为列出内地会在三十年中的发展情况:
  

  
  
  内地会的成功有以下的原因:
  一. 环境的有利条件︰戴德生在中国传教的四十年,中国是比较安定的。因着条约的签定,宣教士在中国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一些省份,中国人在那时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赐︰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组织能力和行政领导恩赐的人,二十年来,戴德生承担了内地会的领导工作。直到1885年,内地会组织扩大后,才从宣教士中选出十位资历深厚的宣教士,负起领导的工作责任。这都是戴德生有远见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单纯的信心︰戴德生体质虚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于是驱使他单纯去依靠神。戴德生不但在环境条件好时去仰望神,即使环境条件恶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杨州教案,以及1895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戴德生同样以单纯的信心去仰望神。义和团事件时,共有五十八个内地会宣教士被杀,他们真正做到了“为主而活,为主而死”。
  
  六.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
  在内地开放期,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传教士是李提摩太。
  
  6.1. 李提摩太的生平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斯省一浸信会执事的家庭,自小受宗教所熏陶。13、4岁时,在威尔斯大兴奋与运动中决志信基督。后来就读师范学校,1865年进入浸信神学院选修神学。1868年在听了魁丽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ness)演讲关于中国及印度福音工作的需要后受感动,立志赴华传道。1869年11月,在浸信宣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援下来华,1870年2月到达上海,即转山东烟台,开始了在中国四十余年的宣教生涯。
  
  6.2. 李提摩太的神学思想和宣教方式
  李氏根据太10:5-42中寻找“好人”的观念,认为“好人”就是指中国民间宗教领导者或社会领袖,“好人”是神为福音工作所预备的。
  李氏也认为神的国度“不只建在人的心里,也建在世上的一切机构里,为使人现在或将来得到救恩,包括身体和灵魂...”
  李氏的宣教方式可以说是“间接布道”形式。他注重社会服务和赈灾。大力赈济1876年山东的灾荒,发账银3万多两,暂时收养了400多名孤儿。1877年山西又发生严重灾荒,李氏又募集账款12万两。通过账灾,李氏在官绅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结交了不少政府官员。
  李氏更热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曾要求母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在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日报》主笔 藉此提倡中国改革。
  李氏后来积极参与西化改革。1892年接任「广学会」会督,更力争“开启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籍《万国公报》(周刊)大力向中国推行各种新知。引起清廷的重视。后来更参与维新运动。李氏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改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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