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基督教第四次来华与不平等条约
 
  
  这次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有关更正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自十九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至1949年这段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开拓期,发展期,全盛期和停滞期。
  一. 开拓期(1807-1841):也就是禁教及准备时期。
  二. 发展期(1842-1900):可分为五口宣教时期(1842-1860)及内地宣教时期(1860-1900)。
  三. 全盛时期(1900-1920 / 1895-1927)。
  四. 停滞期时期(1920-1950):可分成“五四”及“非基运动”时期(1919-1927)、本色化时期(1927-1937)、抗战及国内战争时期(1937-1949)。
  
  一. 欧美和清朝的情况(十九世纪)
  
  1.1. 十九世纪的欧美情况
  十九世纪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在这段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改革可说是欧洲的工业革命了。
  工业革命是指工业生产方面的改变。十八世纪初,西欧社会流行的是手工业,如︰纺纱,在织布和推动机器上都要借助人力。但在十八世纪的后叶至十九世纪初,工业生产有了进步,从人手生产变成机器生产。
  一. 工业革命带来的好处。工业革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口也相继增加了,于是有些国家便想向其他地方发展。十九世纪,欧美国家的海外拓展事业十分蓬勃,这不但增加了欧美国家对亚洲的认识,也使教会接触到一个广大的宣教工场。
  二. 工业革命带来的坏影响。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也增加了不少社会问题。许多人变成了物质主义的奴隶,为了钱而不择手段,使社会道德走下坡,人也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自私自利。
  
  这是工业革命的悲剧,也是教会的一个大挑战。面对一个物质享受,道德败坏,充满各种问题的社会,传福音是很艰难的。此外,如何使信徒专心爱主而不受世俗的影响,又是另一个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在这时候是十分混乱,但神在教会中却兴起了大规模的复兴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已有复兴运动,但这次牵涉的国家是前所未有的,这次复兴有两个特色,对宣教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一. 教会的复兴令信徒注重个人的重生得救,使欧美很多所谓的信徒,在圣灵的感动和复兴之下,成为愿意为主而死,为主而活的基督徒。
  二. 教会的复兴是超越了宗派和地域的界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宗派的教会信徒,都经历了圣灵的复兴。教会从此也学会了开放的态度,脱离了宗派之争。宗派与宗派之间的传教士,亦愿意彼此合作,成立差会,广传福音。
  
  十九世纪,福音已传遍每一个大洲,于是福音也来到了中国。
  
  1.2. 中国清朝的情况
  十九世纪的中国,是由满清统治。自十七世纪中,即主后1644年,满清就入主中国建立了清朝。清朝的前期,王室成功地使中国国运昌隆,人民生活安定繁荣,这和满清民族勇武善战,有政治才能,肯虚心吸收中国文化和人才是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那段时间,由于乾隆继位,清朝的盛世开始走下坡了。乾隆是一个生活奢侈,沈迷酒色的君王,他浪费了国库不少赀财。他这种奢侈的作风,对政治和社会风气,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乾隆在晚年宠信一位叫和坤的奸臣,这奸臣收取大量贿赂,贪官也越来越多,军队也受到影响,战力也逐渐衰弱了。加上同时人口膨胀,比元朝增加了五倍,粮食供不应求,人们生活便日渐困苦。由于贪污风气大盛,民间的叛乱也多起来。汉人中有不少秘密组织,如白莲教和天地会等等。
  十八世纪初,中国对外的关系基本上是国富民安,邻近部落和国家都向中国进贡。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时,中国日趋腐败,加上人口迅速膨胀,粮食不敷,汉人反清,搞得清朝内部混乱。但外国人看来,中国还是富强的,满清也自骄自傲以不平等待遇对待外国商人,当时只开放四个港口,后来还只开广州一个商业贸易口。不但如此,政府对商人亦诸多限制。例如︰外国商人逗留不得超过一年,不得携带家属,一定要住在“母猴馆”给夷人住的地方。清朝当时对外关系表现得骄傲自持,闭关自守。至于对外来传教士,态度就更加严格了。自从康熙禁止传教以来直到十九世纪初,清朝对传教士,不论天主教、基督教都不容许在中国传教,中国的信徒也不可与传教士来往。主后1805年,曾有因与传教士来往,而被抓去治罪的个案。事实上,中国内部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人的心灵是极需要福音。可惜基于清朝的对外政策,使许多宣教士只得徘徊中国门外,望门兴叹。
  
  二.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传教士
  
  2.1. 开拓期
  主后十九世纪初,从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计算,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是有其背景的。这和当时欧洲,美洲的政治和宗教情况有关。那是工业革命和教会复兴的时期,而当时中国则是满清闭关自守的时期。当时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不能自由传教,只能努力做一些比较隐藏的准备工作。
  十九世纪的头四十年内,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分别来自不同的差会,包括英国伦敦会、英国圣公会、荷兰传教会、美国的浸礼会、长老会和中华圣公会等。现以几位较重要的传教士来作介绍。
  
  马礼逊
  他是更正教在中国的开路先锋,他在主后1807年来到中国,至1834年去世,共逗留了二十七年。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拚尽了整个人的生命去工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马礼逊在1782年出生于英国,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他在年少时很放荡,十六岁时认罪、悔改,得到了新的生命。不久被神感动,愿意到最有需要福音的海外去宣教。为了装备自己,他再进学校念书,研究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文。终于在1807年二十五岁时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来到中国传福音。但来中国传福音的道路,荆棘满布,困难重重。曾经有一个人讽刺马礼逊说︰「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改变那古老大帝国拜偶像的恶习吗?」马礼逊回答︰「不!我不能够,可是,我相信神能够改变中国。」他就是这样因着信心来到中国。两年后(1809年),马礼逊为了能合法的长久在中国居留,他加入“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做编译员。他虽然不很愿意,但也接受了。事实上,即使他从事编译工作,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从神领受的使命。马礼逊在中国共二十七年,做编译员,也从事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他尝尽了孤独,离乡背井的滋味。他在主里的劳苦,是没有白费的。
  
  裨治文(1801-1861年)
  主后1830年,美国公理会差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中国。他在广州学习中文,不久,他又办了一间学校,并出版一份刊物和从事印刷工作,这刊物名“中国丛报”。他虽然没有公开传福音,但愿意默默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三十年内,裨治文在中国创办和参与了五个传教组织:广州基督徒联合会、 创办《中国丛报》、“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华医药传教会。
  他也强烈批评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他说:「如果让沈默政策持续下去,那就使所有商业关系得不到改善,慈善事业就会告终,当地球上每个角落正在继续前进,艺术科学正在发展,而在中华土地上就会得不到发展,知识和上帝之道可以在其他地方宣扬,但不能在这个帝国传播。」
  
  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是一位基督徒医生,由美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他在医学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在神学方面也有研究。他来中国的目的是全时间为中国人服务,做个传教士医生,借着行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为了使中国人民早日得着福音的好处,他甘心乐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
  虽然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但有的“不得其门而入”,有一些虽然来了,却没有被人记念。有关十九世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我只能略略介绍以上这三位。
  有许多传教士来中国后,遇上中外关系变坏,于是被牵涉到纠纷的漩涡中,以致有不少同胞对传教士存成见,把他们的努力都解释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非常可惜的。虽然传教士由于不了解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们也因文化不同对他们亦有误解。然而他们的出发点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愿意把自己个人的祸福都抛在脑后,这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2.2. 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初所采用的传教策略和结果
  十九世初来中国的传教士,正逢中国满清政府采取闭关主义的国策。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和传教士,很多都只能居住在澳门,只有部份与中国通商的,才被准许在中国广州逗留。当时传教士要在中国传福音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当时(1807-1841年)传教士采用的传教策略
  一. 文字工作。这些文字工作,对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例如︰马礼逊抵达中国后,因为形势所迫,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当翻译员。这时他也翻译圣经和写布道性的文字。在1810年时,马礼逊已经将使徒行传翻译成中文,随着第二年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译。至1814年更完成整部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1819年,马礼逊在另一位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帮助下,终完成了整部圣经的翻译工作,总括来说,马礼逊共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把全本圣经翻译为中文。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十分认真和谨慎,务求译文清晰明白,简易通俗,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当时英国圣书公会十分欣赏马礼逊的译本,在金钱和人力等各方面,都给予鼓励和支援。以后在1838年又有一些宣教士,将该译本重新修正,出版了“四人小组译本”。由此可见,马氏译本并非十全十美,但马氏译本却始终有划时代的价值。
  马礼逊尚有其他的文字工作。例如︰“英华字典”,全本英华字典共六册,注释十分详细,记载 有关风俗人物的名词。是很有价值的一套书。此外,还有“英华文法入门”,这对日后来中国学习中文的传教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还写了许多布道小册子,包括︰“真道问答”、“神道论”、“耶稣救法”和“救赎救世总说真本”等等。马礼逊并鼓励米怜,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虽在马来亚,但和中国一般报刊没有太大区别。这月刊和基督教的传播没有直接关系,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却因此越来越重要了。
  另外尚有一份“中国丛报”,是一份月刊,由美国宣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所创办,是一份英文刊物,共发行了二十年。这份刊物的对像是西方人士。这月刊对在中国宣教士工作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报导了中国宣教士的消息、中国的法律、习俗、历史与文学和讲述中国近况。这刊物使欧美国家的人,能更多认识及了解中国,使西方教会人士对中国有更大的负担。
  这些文字工作,实在为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奠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 发展华侨的福音工作。有些传教士没有机会进入中国传福音,便分散到中国附近的地方,在那里设立宣教中心,发展华侨的福音工作。例如︰泰国、马来亚、缅甸、新加坡、印尼等。这些传教士向华侨传福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接触华侨,对中国有更多认识,另一方面希望华侨信主后,可回到祖国,向中国同胞还福音的债。因此传教士向华侨传福音,专心栽培华侨信徒,礼拜堂也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
  三. 发展教育工作。主要的教育工作是开办学校,最著名的是“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这间书院是传教士米怜,在中国广州及澳门不能居留时,退到马来亚创办的。目的首先是帮助西方人士了解中国,其次是将西方的科学教导中国人。书院由马礼逊及英国伦敦会和其他信徒捐献金钱,于1820年成立。可惜办了十五年,只有四十四位毕业生。但可喜的是其中有十五位信主受洗,其中有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在鸦片战争后,书院才搬到香港来。
  四. 个人布道工作。由于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布道,因此传教士只能在认识的中国人中间做个人布道工作。例如︰梁发就是替马礼逊印刷书籍而信主的,他日后更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三. 医疗事业。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设立了“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医院。
  
  思考/讨论问题:
  五. 清朝政府在1812年颁布命令,说:「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传教惑众,并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教,及改称名字(受洗基督徒名字),扰乱治安,为首者斩;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至黑龙江)。」(简又文着《清史洪秀全载记增订本》,页244)。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仍有三十多位传教士到来,有数百人受洗?当时这些传教士和汉人信徒如何面对这样的命令?
  
  三. 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
   第二个时间是发展期。主后1842至1895年,中国教会在这五十二年的时间里有很好的发展。这段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五口通商时期,由1842年至1860年,共十八年。(二)内地传教时期,由1860年至1900年,共四十年。
  
  3.1. 五口通商时期
  五口通商时期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开始,是颇令人兴奋的一个阶段。这时,中国政府开始允许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这五个港口居住、通商和传教。因此教会在推动福音工作方面,就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很多差会也把握机会,纷纷派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在1842年至1860年,来中国的传教士共有二百人,分别来自二十个不同的差会。可惜在五口通商时期,爆发了鸦片战争,这件事件不但增加了中国人仇视外国人的心理,也引起中国同胞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误会和成见。
  
  鸦片战争(1840年)和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有它长年累月的在内在因素。鸦片战争爆发的近因是因为英国坚持要将害人的鸦片输入中国,而中国政府则采取强硬的态度,严拒鸦片入口,结果发生冲突,后来英国军队进攻中国。其远因是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以后,工业产品的产量增加;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因此急需寻找外国市场进行贸易。而中国的满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国策。仅开放广州一个港口作为通商之用,且对外国人加以重重的限制。英国商人因此常遇到没法解决的问题,以致中英双方常有冲突。
  当时英国人经商是以白银交换的,英国发现部份中国人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于是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朝政府鉴于鸦片危害人民,曾下令禁止贩卖,可是朝廷当中有一派人是反对禁止鸦片。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朝道光王帝,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鸦片进口,但英国商人却不遵守中国政府的禁令,因此在1840年,终于爆发了中、英战争。结果中国战败求和,中英双方于1842年签了历史上所谓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也连续与英国签定更多的条约,可略见如下:
  一. “南京条约”(1842):开放五口通商口岸,传教士得与合法在其中居留。
  二. “虎门条约”(1843):容许英国人在五口岸议定界址内建屋居住,又赋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基督教新教得以共用。
  三.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44):允许外人在五口岸议定界址内兴建房屋、学校、医院、教堂。
  四. “天津条约”(1858):中国全面开放,容洋人游历各地,传教士自由传教,保护传教士及中国信徒。
  
  “南京条约”的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其详细内容是︰
  一. 中国答允开放五个港口,准许英国及其也国家的人,在其中居住、经商和建立教堂传教。
  二. 英国人可以在这五个港口设立领事馆,管理商务与英国的侨民。五个港口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三. 英国商人从此可以随意直接的与中国人贸易,不必再经过政府。其他还有香港的割让,进出口关税的制度,两国官方文件用平行款式来往,赔偿英国军费等。
  
  鸦片战争对基督教有许多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自由了,可以在五个港口活动,当时的传教士也利用了这机会,纷纷在五个港口活跃起来。从消极方面来说,基督教的传教士是靠赖南京条约入中国的。南京条约是中国人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所签定,是属于不平等的条约,因而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反感。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方便之下,进入中国,并不是很智慧的行动。
  这些不平等条约引起日后中国人把基督教说成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中国学者提出更多对传教士的指控:一. 认为传教士是搜集情报,赞助母国的侵略行动,二. 参与随军行动,三. 参与订定不平等条约,四. 进行文化侵略,五. 以政治势力维擭传教活动。
  现代的基督教学者为这些指控曾作出许多研究和分析,提出以下的回应:
  一. 当时在中国的情报官并非真正的传教士。
  二. 传教士的确勤力研究中国文化,目的是便于传教,并不是进行文化侵略。
  三. 传教士努力介绍西学,目的是要促进文化交流,有助中国改革进步。
  四. 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因为熟悉中文而被官方邀请担任语言翻译,并无权作任何决策。
  
  事实上,日后不少教案产生,也是由于中国人对传教士这种行动的不谅解。其实这些传教士是绝对不赞成他们的政府售卖鸦片给中国,也大力的推动禁烟活动。
  自从1858年,外国取得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合法地位开始,到1908年,中英政府双方同意合力禁烟为止,在这半个世纪中,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中国信徒,都尽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是将救人的福音,永恒的真理带给中国,他们本着爱神、爱人的心,在中国生活和传福音,对中国社会的帮助,也是有历史可证明的。
  
  3.2. 五口通商时期(1842-1860年)的宣教工作
  这时期的宣教工作是最具特色,可列如下:
  一. 大量传教士的涌入︰主要是英国和美国。但从1842年以后,其他欧美国家,如︰德国、加拿大和法国,也派了传教士来中国。换言之,对中国的福音工作产生兴趣和负担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又如︰英国以前是没有差派宣教士来中国的差会,但在这期间亦派了传教士来华。各教会都更密切,更认真地关心中国的福音工作。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是五口通商时期,传教事业的特色之一。
  二. 差会之间的初步合作︰1842年来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及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信仰,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以圣经为他们绝对的权威。但有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大家都感到有重新翻译圣经的必要性,因此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携手合作,合力从事圣经的翻译。1843年8月,传教士们聚在香港开会,共同商讨重译圣经的计划,并且传教士们决定将日后译出来的圣经译本,命名为“委员译本”。可惜翻译工作并不顺利,有些地区的传教士翻译的速度太快,有些则太慢。速度固然不同,用词也不同。例如︰“洗礼”和“浸礼”,“神”和“上帝”,就曾经引起了一番争论。但为了兴旺福音,在翻译圣经这事上还是同心合意的。在1850年新约全书译本完毕,1853年旧约译本亦告完成。这是差会之间开始初步的合作,亦是五口通商时期,宣教工作的第二个特色。
  三. 宣教重地的转移︰五口通商前传教士只能在澳门和广州活动。现在大部份传教士都散居在上海、宁波、厦门和福州居住,传福音及建立礼拜堂。另外在南洋一带的差会及宣教中心也搬到中国来,而“英华书院”和英国伦敦会的宣教中心亦迁来了香港。这搬迁使差会和传教士,能更直接地接触中国人,更深入了解到中国人的需要,并可制定一套较合适的宣教方法。另外香港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禾场,是传教士向中国传福音的最好机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传教士,以香港为推动的中国福音工作的重要基地,实在是很有智慧的决定。
  
  宣教工作情况
  传教士所采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与“开拓期”所采用的方法相同。不过当传教士面对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个更大的机会时,宣教工作自然也有更好的拓展。
  一. 文字工作︰圣经的翻译是很重要的工作。在1842年至1860年间有些传教士,用罗马注音符号来拼厦门活、上海话和宁波话。非但用罗马注音符号拼出各地的方言,还出版注音本的方言圣经。此外,传教士又着手翻译各种属灵的书籍、一些布道小册子及布道单张等,以便达到传福音的目的。
  二. 信徒栽培工作︰随着中国的港口开放增多,传福音的机会也多了,信徒人数亦随之而增长,礼拜堂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一般来说,如果刚信主的得不到适当的栽培,是很容易失去的。因此,栽培信徒实在是当时传教士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有一位英国传教士名“宾威廉”,他把“天路历程”译为国语和厦门话,是早期中国教会最重要的灵修书籍。
  三. 基督教印刷所的设立︰“美华书馆”是在美国长老会的安排下,于1844年在澳门成立的。一年后迁至宁波。当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间印刷厂,有工人、职员二百多人。中国有名的“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及职员很多都曾在“美华书馆”就职。
  四. 教育工作和医疗工作︰基督教在中国本土上设立的一些学校和医院,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本来中国传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时却打破了传统,设立了“女子学校”。这行动在当时是很革命性的。
  
  185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来广州,他是中国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先驱。这些贡献为中国医学界开拓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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